搜索熱詞: 一帶一路 十九大 聚焦兩會
  • 上 證 指 數:3170.69
  • 深 證 成 指:10348.41
  • 人民幣匯率:6.8830
  • 國 際 金 價:1284.45

“一帶一路” 金融網絡信息服務平臺秉持“中國金融門戶網站”的定位...
“新絲路經濟帶”金融網絡信息服務平臺致力于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市...
您的位置:城市金融網 >> 行業 >> 綜合 >> 擔保
融資擔保開新局
2019-06-13 09:57 來源:hexun.com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融資擔保行業發展的浩蕩26年,由亂入治,歷經迅猛擴張和清理整頓,見證了我國民營經濟的成長,也見證了解決民企融資難題的長期努力。

4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通過政府性融資擔保降低企業融資費用,中央財政繼續安排資金,實施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降費獎補政策。此前的2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直指融資擔保業發展對支小支農的重要性、緊迫性。

“融資擔保行業在服務實體經濟、提升社會信用、促進資金融通、推進普惠金融發展和改善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指出。

從鼎盛時期的8000多家機構減量增質到如今的6000多家,該行業歷經了早年的缺乏監管、收取保證金等亂象以及2010年后近五年的大洗牌,最終被定位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后一公里”的有力抓手。隨后,一系列監管政策與配套措施出臺,2018年更是首次成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下稱“融擔基金”),進一步引導和規范行業發展。

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如何整合多方資源來支持實體經濟,如何防止亂象重演和風險新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為此,《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奔赴廣東、浙江、北京等地,挖掘行業煥新后的亮點與痛點,發現在各地多以政府性擔保為抓手的諸多嘗試中,廣東的“佛山模式”或趟出一條新路,成為“看得見的手”之下一種有益的補充。

佛山市副市長趙海表示,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佛山不僅是全國的制造業聚集地,也是民營企業聚集地。民企是佛山經濟的中流砥柱,因而疏通融資擔保這“最后一公里”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佛山嘗試以“國資+民資”的混合所有制,一邊通過國資的示范作用和約束作用來引導、規范民資支持實體;一邊維持市場化經營管理制度,進一步激發混改機構的市場活力。

借此,“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或實現“1+1>2”的效果,融資擔保行業迎來了新局面。

由亂入治

自1993年我國首家全國性專業擔保機構成立起,融資擔保業歷經了26載櫛風沐雨。

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融資擔保行業協會副會長、中盈盛達融資擔保董事長吳列進看來,站在歷史的時間軸上,這一行業的出現是現代多層次金融體系發展的必然結果,且已成為多元化、專業化金融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利于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運行、改善金融市場生態、完善金融市場結構。

但早年,融資擔保業卻經歷了超15年的“野蠻生長”。

一家股份制銀行行長用“全面開花”來形容彼時的“繁榮”。在2000~2005年的行業頂峰時期,大量資本搶灘,“僅我們一家省分行給融資擔保機構的授信敞口就有近10億元。但這種曇花一現的繁榮,隱藏了不少違規違法的操作。”

一些地市甚至出現了“擔保一條街”——“一條街就有近60家擔保機構,很多高管都是從銀行出走的支行行長。”

浙江省一家實體企業負責人回憶,當時有機構名義上幫其擔保200萬元,但實際上只到賬100萬元,另外100萬元被該機構強行扣留,“這筆資金去向不明,我們也無法過問。”

2010年,全國范圍的清理整頓工作大幕開啟。監管力度漸強,加上經濟形勢波動,行業發展趨緩。“部分機構風險暴露、代償驟增,銀擔合作不斷趨緊,大批機構退出。”廣東省佛山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長陳志海稱。尤其是2015年《國務院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下發后,行業更是趨于規范。

李均鋒對記者表示,眼下,融資擔保業已建立起五大體系,較好地支撐起了服務實體、踐行普惠的金融基礎。

一是初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制度體系。2010年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為行業發展與監管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2017年8月國務院《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下稱《條例》),進一步完善了原有監管制度。2018年4月,銀保監會出臺四項配套制度,形成“1+4”監管框架。

二是建立了中央地方各司其職的監管體制體系。由中央負責制度建設,地方負責日常監管,這有利于統一監管規則、壓實監管責任、防控金融風險。

三是建立了結構合理、競爭有序的機構體系。我國目前已構建起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省級再擔保、轄內融資擔保機構的三層組織體系。行業“減量增質”效果明顯,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服務能力增強,民營和外資機構在細分領域的作用也逐步凸顯。

四是建立了豐富多樣的擔保產品體系。擔保業務及產品涵蓋的范圍已從初期的銀行貸款擔保擴展到債券發行擔保、基金產品擔保、信托產品擔保等內容。工程履約擔保、訴訟保全擔保、海關擔保等非融資擔保也蓬勃發展,出現知識產權質押擔保、產業鏈融資擔保、進出口企業稅收擔保等專項產品,服務領域涉及工商業、流通、個人消費等諸多方面。

五是形成了多方支持的政策扶持體系。法規層面,中小企業促進法和《條例》對政策扶持提出了明確要求。針對擔保風險較高的問題,中央層面成立了融擔基金和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地方則建立了再擔保和風險基金。各省也結合實際情況,綜合運用資本投入、代償補償政策、獎補政策和設立擔保基金等方式,加大對融資擔保機構的財政支持。

“政府引導實現了多方合力,行業迎來了新的發展期。”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李承表示。

“最后一公里”

大洗牌之后,“市場之手”的瑕疵逐漸被“政府之手”修復,融資擔保作為“最后一公里”的作用日漸突出。

以佛山市為例,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佛山是全國民營企業尤其制造業高度集中的地域之一,企業對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渴求以及融資擔保業的早年亂象,也遠甚于其他地區。

談及當年的整頓工作,陳志海回憶說,先在制度層面出臺了融資擔保的相關管理細則,建立非現場檢查和現場檢查制度,收集和錄入機構的經營數據,嚴控其杠桿率并對非法集資、暴力催收做嚴肅清理。2014~2018年間,佛山的融資擔保機構從30多家驟減至19家,眼下僅5家仍正常展業。“一些不守規矩的機構主動退出,剩下的多以非融資業務來維持生計,因為融資擔保業務收益低、風險高,資金實力不夠則難以為繼。”

但另一方面,企業對“最后一公里”的需求卻從未間斷過。并且,有別于國企,民企在經營結構、資金需求上普遍“弱計劃性”,銀行貸款常難以覆蓋——民企的發展節奏常無法預知,常因突然接到大訂單而上馬新設備、新廠房,產生急迫的融資需求。

廣東新華粵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勇就煩惱于此,由于是從事高速路建設的資金密集型企業,項目一旦中標就必須立即注入資金。“無論是額度還是效率,銀行都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同樣,金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金才也感慨“民企融資難,民營的初創企業融資更難”,銀行對此常望而卻步。

近兩年,為加大對民企的扶持力度,各家銀行紛紛通過與稅務、市場監管等部門對接數據來開發線上貸款。但多位企業家坦言,這僅適用于沒有銀行負債的企業,若仍有貸款未清,這條路就走不通,“20家企業有1家通過審核,就萬幸了。”

“因此,融資擔保是為企業提供增信的橋梁、通道、媒介,必須及時發揮作用。”趙海說。

他認為,一是融資擔保機構更接地氣,比銀行更懂企業且傾向于綜合評估企業未來的現金流和經營能力,也愿意給予它們性價比更高的資金,與銀行的“規模思路”不同。二是融資擔保具有增信作用。擔保機構可靈活“照顧”一些抵質押物不足值的企業,在抵質押物的價值上再上浮一些授信額度。

例如,企業用價值100萬元的抵押物去找銀行,冗長的審核之后可能僅貸到70萬元。但相同情況下,擔保機構可以貸出150~200萬元。

“佛山模式”

行業煥新,逐漸出現了一些可圈可點的案例。

2018年以來,多個地方均陸續出臺新政支持融資擔保發展,行業生機勃發。由于地區經濟特殊性、發展時間長、市場活力足、核心機構實力較強和政府積極性高等原因,廣東省佛山市的推進政策效果明顯。

《2018年廣東制造業500強企業研究報告》顯示,廣東制造業500強中,佛山上榜企業達109家,僅次于深圳。廣東省公布的2018年1~4季度各市地區生產總值顯示,佛山2018年GDP為9935.88億元,逼近萬億大關,位列省內第三。

無疑,該市數量眾多的各色企業成為了融資擔保業發展的沃土。據陳志海統計,該市僅小微企業的融資缺口就達約1000億元,“這就催生了‘佛山模式’。”

首先,佛山市政府搭建了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體系。一方面保持現有的融資擔保機構業務,另一方面由市級風險補償基金為貸款企業增信和分擔風險。例如,市政府主導成立了科技型中小企業信貸風險補償基金,企業的銀行貸款一旦出險,該基金可承擔40%~50%的風險損失,截至目前已服務了近800家企業。

其次,該市運用廣東省“中小微企業信用信息與融資對接平臺”,錄入了17個部門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形成的企業信用信息并撮合放款,截至目前已促成超800億元貸款。

再者,為引導更多民資流向實體經濟,佛山對當地優質的融資擔保公司加大了支持力度——為中盈盛達融資擔保公司搭建了“國有資本+社會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利用股東多元化的資源優勢,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達到了保障國資保值增值和扶持小微企業的“雙贏”目標。

吳列進表示,國資的優勢在于經營規范和資金實力強,且更能得到監管層、銀行和企業的認可,但在市場活力和敏銳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民資擔保機構足夠靈活、創新意識強,但公司治理可能不夠規范和透明,雙方需要優勢互補。

“必須辟出一條新路來為小微企業提供增信和分擔風險,才能克服痼疾。”趙海說。

精髓是“混改”

在諸多受訪者看來,風險基金、信息平臺等舉措并不鮮見,“佛山模式”的精髓還在于趟路“混改”。而之所以選擇中盈盛達,主要源于其十多年來始終與國資相容相生。

2003年成立之初,佛山市富思德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國資代表,持有中盈盛達18.18%股份。隨著業務不斷壯大,國資撬動了大批民資參股,國資股權被稀釋至4.93%。2015年,中盈盛達融資擔保在香港主板掛牌,成為國際資本市場首家以融資擔保為主體并在股票簡稱中冠有“融資擔保”字樣的上市公司,上市前國資股權(包括廣東粵財創投、粵科、省絲綢集團、富思德、禪城城建、佛山新城投資等)占比又升至10.67%。

2018年6月新一輪增資擴股后,其股權結構變為:國資31.25%、民資38.55%、H股股東持股25%和員工持股5.20%。其中,國有股東增至7家,第一大股東為佛山市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佛山金控”),持股28%。

佛山金控董事長肖峰雷介紹,鑒于中盈盛達股權結構的特殊性,佛山金控的管理相對“張弛有度”——向其董事會派出兩名董事,參與重大戰略事項如新設公司、分紅派息、增資擴股等決策,但在董事會授權范圍內維持其原有高管和業務團隊不變,不干涉其市場化經營,“該放手時就放手。”

在他看來,“政府之手”重在約束和規范——我國融擔保機構在公司治理、股東結構中缺乏“類國資”因素,導致了長期的無序發展。因而此次混改,重在將國資對風險的審慎要求與民資對穩定回報的利潤要求實現“雙劍合璧”。

宏觀上,趙海認為,混改兼顧了政策性與市場化,符合國家近來對擔保行業作為“社會準公共產品”的定位,既能助力中小微融資,也能靈活實現機構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進而撬動更多民資的參與——換句話說,“政府之手”為混改企業增信并聚攏了更多資源,更能發揮好民資原有的機制、體制優勢。

微觀上,雙方也實現了“雙贏”。

對佛山金控而言,持股中盈盛達有助于其在融資擔保行業“彎道超車”,填補普惠金融鏈條上的空白。目前,中盈盛達已與佛山金控旗下的銀行、資管、融資租賃等業務形成互動,注入新鮮力量。

之于中盈盛達,國資背景和資本金充實之下,團隊和業務均保持了充分的靈活度和自由度,更自如地應對市場競爭并服務當地經濟。同時,多元的股權結構能從根本上避免“一股獨大”,降低行政干預的可能性,從源頭上遏制道德風險,更利于公司的獨立性和長治久安。

并且,中盈盛達至今已累計為小微企業提供了上千億元金融服務——一方面,作為企業與資金的紐帶來匹配企業融資需求;另一方面,也幫助企業之間相互聯系、打通資源。

吳列進說,他從業20年來接觸過近萬家企業,建立起了一個小微企業“朋友圈”,不但能動態跟蹤各企業情況來提高風控能力,也能幫助它們互通資源。“一些不良資產的化解和處置,都可以借此實現。”

林金才也坦言,混改后的擔保機構讓人更放心也更高效,“國資保證了其資金實力,卻又絲毫不影響我們的高效對接。”據悉,中盈盛達給了他2000萬元授信,還為他打通了不少銷售渠道。

眼下,佛山的混改模式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吳列進介紹,公司上市后已有幾百家擔保同業機構、近百家地方政府前來取經。

功在不舍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受訪者坦言,創新僅僅是開局,諸多難題猶在,行業發展任重道遠。

其一,機構和行業的可持續能力仍較弱。

李均鋒表示,受實體經濟困難影響,融資擔保機構近年來代償較高,剔除財政性補貼和非融資擔保業務收入,主業基本處于保本經營的狀態,機構可持續經營能力較弱。

實際上,大多數融資擔保機構的議價能力較低,與銀行合作時須承擔全部風險且收益不高。前述銀行行長介紹,擔保機構單筆業務收費約3%,“100單業務出現一單代償,另外99單就相當于白做了。”

其二,多頭監管。

行業地方監管主體尚未完全統一明確,導致各地擔保從業機構面臨多頭管理的局面。例如,前述從業人士反映,歸屬地方國資委的融資擔保機構為保證國資保值增值,往往“放不開手腳”甚至“為不出錯,寧可不做”,“業績考核標準不一,我們常進退兩難。”

李均鋒表示,下一步將繼續完善監管制度,研究修訂融資擔保行業統計調查制度等辦法。指導各地按照《條例》和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要求,將所有金融業務納入監管,規范融資擔保業務經營許可牌照管理。

廣東省金融監管局相關人士認為,對行業既要制定共性的統一標準,講好“普通話”,也要存有必要的調整空間,講好“地方話”。陳志海進一步建議,有關部門除了關注如何更嚴格地監管,還應著力引導和促進行業的規范自律,并給予地方管理部門更多人力支持,以匹配基層監管工作的強度和壓力。

其三,銀行積極性仍待提升。

李均鋒稱,銀擔合作中,部分擔保機構的話語權仍較弱,部分銀行也“上熱下冷”,表現出對擔保機構尤其是民資機構的信心不足,影響擔保業務開展。

吳列進建議,從頂層設計上調整與融資擔保機構合作的銀行考核指標,適度放寬其小微業務風險要求,對銀擔合作中銀行應承擔的風險比例做出明文規定,將責任層層壓實。

其四,盡快疏通融資擔保機構的上市路徑。

肖峰雷稱,“大洗牌”曾在一定程度上將整個行業“黑化”,使得一些優質機構錯失了上市和做大做強的機會。各方應及時扭轉觀念,重點關注擔保機構的業績和規范性,不宜對行業及機構“貼標簽”和“一刀切”,應盡快打通機構上市和回歸A股的通道。

其五,期待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更“接地氣”。

趙海建議, 國家對國家融資擔保基金與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合作的一些要求在實施時更具靈活性,如關于“合作機構支小支農擔保金額占全部擔保金額的比例不得低于80%,其中單戶擔保金額500萬元及以下的占比不得低于50%”,各地區之間、省級融資擔保機構與市縣融資擔保機構之間差異很大,不宜簡單“一刀切”,重要的是要引導支持合作機構逐步提高支小支農擔保業務占比。希望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加強與符合其要求、真正有需求的省級和市級擔保及再擔保機構直接對接和聯動,將國家的扶持資金“精準滴灌”。

吳列進也期待,融擔基金擴大合作范圍并適度放寬合作準入,根據各地的經濟體量、經濟結構和行業現狀來因地制宜,促進擔保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責任編輯:宋菲菲

(原標題:融資擔保開新局)

返回首頁
相關新聞
返回頂部
友情鏈接
關于我們聯系我們版權聲明互動留言板
網絡出版服務許可證:(總)網出證(陜)字第011號   備案號:陜ICP備17004592號    法律顧問:陜西海普睿誠律師事務所    技術支持:錦華科技
陜西出版傳媒集團報刊有限責任公司版權所有
喜福牛年闯关